今天，造物网律师 给大家分享：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23）摘要，知识产权法庭发布年度报告（2023年）、典型案例（2023年）和裁判要旨摘要（2023年） 。

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23年）摘要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年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梳理出下列43个法律适用问题。
一、专利案件审判（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1。权利要求解释中外部证据使用规则在上诉人广州华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诚科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君海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兆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峻凌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佛山市厦欣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58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说明书对于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没有作出特别界定的，应当首先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该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而非直接按照日常生活中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
本领域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术语的通常理解，可以结合有关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公知常识性证据，并可优选与涉案专利技术所属领域相近程度更高的证据予以确定。
2。权利要求修改后被维持有效的决定的追溯力在再审申请人李磊与被申请人吕家杰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下简称“磁悬浮地漏芯子”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2）最高法民申641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在修改权利要求基础上维持专利权有效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对该决定作出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判决不具有追溯力。
3。现有技术抗辩中的单一对比在前述“磁悬浮地漏芯子”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现有技术抗辩中，应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进行比对，不得将记载在同一现有技术文献中两个不同的技术方案组合成一项现有技术用于现有技术抗辩。
4。现有技术抗辩基础事实的合法性在上诉人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东法瑞纳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镇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5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益。
被诉侵权人或者其授意的第三人违反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义务公开专利技术方案，被诉侵权人依据该非法公开的事实状态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5。“三无产品”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在上诉人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南宫市新中昊通讯门市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13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被诉侵权产品无生产厂厂名、厂址、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标识，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6。合法来源抗辩中合理注意义务的认定在再审申请人张振武与被申请人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再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被诉侵权企业收到的律师函中已记载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专利名称、专利号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的情况下，其未采取任何措施，仍然购进侵犯他人技术方案较为简单的实用新型专利权的被诉侵权产品并使用，应认定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
7。发明创造实际发明人的认定在再审申请人莫良华与被申请人敦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磨石科技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贾一锋、一审第三人夏涛专利权权属纠纷案【（2022）最高法民申794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员工离职后一年内以他人名义申请涉案专利，如果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专利与该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具有较强关联性，且他人与该员工具有利益关联关系，又不具有研发涉案专利的技术能力，可以认定该员工为涉案专利的实际发明人，涉案专利为职务发明创造。
8。侵权人对外宣称的经营业绩可以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依据在上诉人福州百益百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点挂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张守彬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06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权利人主张以侵权人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侵权人抗辩该经营规模属于夸大宣传、并非经营实绩，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侵权经营规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该对外宣传的经营规模作为损害赔偿计算依据。
9。侵权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在上诉人金民海与被上诉人郑东新区白沙镇百佳五金机电劳保建材经营部、原审被告郑州佰发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知民终87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权人与专利权利人就有关销售侵权产品行为的纠纷达成和解后，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专利权利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并主张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作为计算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10。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时可引导当事人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在上诉人深圳市租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森树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优电物联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知民终12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侵权案件中涉案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或者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可以视情采取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裁定中止诉讼、裁定驳回起诉等不同处理方式，具体处理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人民法院对涉案专利权稳定性程度的初步判断。
为有效促进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人民法院可以积极引导和鼓励专利侵权案件当事人基于公平与诚信之考虑，自愿作出双方双向或者单方单向的利益补偿承诺或者声明，即：专利权利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则放弃依据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所享有的不予执行回转利益；被诉侵权人可以承诺如专利权经确权程序被维持有效则赔偿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利息。
当事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之作为专利侵权案件后续审理程序处理方式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
11。假冒专利行为的侵权定性及损害赔偿法律依据在上诉人姚魁君与被上诉人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38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侵害专利权行为虽然均属于与专利相关的侵权行为，但其侵权行为样态、所侵害的法益、责任承担方式均有所不同。
单纯假冒他人专利而未实施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侵害专利权行为，有关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应当适用民法典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
12。确认不侵权之诉中“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的认定在上诉人威马中德汽车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46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提起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之诉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
所谓“合理期限”应当根据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及性质、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考量侵权行为证据发现的难易程度和诉讼准备所需合理时间等予以确定；所谓“诉讼”包括可以实质解决双方争议、消除被警告人不安状态的各种类型诉讼，如侵权诉讼、确权诉讼等。
13。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的善良管理义务在上诉人古必文、周志荣与被上诉人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张中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知民终1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PCT申请权权属争议期间，登记的PCT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致使PCT申请效力终止的，应当对实际权利人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实际权利人亦有过错的，可以酌减赔偿数额。
14。涉4.2类声明药品专利链接案件的处理在上诉人中外制药株式会社与被上诉人温州海鹤药业有限公司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知民终90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仿制药申请人依据《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其申请的仿制药技术方案不落入被仿制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声明的，原则上应当针对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保护范围最大的权利要求作出声明，以保证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了被仿制药品所对应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时，仿制药申请人应当针对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权利要求作出声明。
在药品专利链接诉讼中，判断仿制药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原则上应当以仿制药申请人的申报资料为依据进行比对评判；仿制药申请人实际实施的技术方案与申报资料是否相同，一般不属于药品专利链接诉讼的审查范围。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15。“合理的成功预期”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考量在上诉人诺华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戴锦良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行终23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合理的成功预期”可以作为判断发明创造是否显而易见时的考虑因素。
综合考虑专利申请日的现有技术状况、技术演进特点、创新模式及条件、平均创新成本、整体创新成功率等，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尝试从最接近现有技术出发并合理预期能够获得专利技术方案的，可以认定该专利技术方案不具备创造性。
“合理的成功预期”仅要求达到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有“尝试的必要”的程度，不需要具有“成功的确定性”或者“成功的高度盖然性”。
16。具有一定缺陷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实用性在上诉人厦门吉达丽鞋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知行终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实用性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但不要求其毫无缺陷；只要存在的缺陷没有严重到使有关技术方案无法实施或者无法实现其发明目的的程度，就不能仅以此为由否认该技术方案具备实用性。
17。化学产品发明的用途是否充分公开的判断在再审申请人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22）最高法行再28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化学产品发明应当完整地公开该产品的用途，但如果本领域技术人员以专利申请日前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能够预测发明可以实现所述用途，即使说明书中未记载足以证明发明可以实现所述用途的实验数据，该化学产品发明的用途仍满足了充分公开的要求。
18。针对不确定第三人的许诺销售行为不属于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例外在上诉人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省南京市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拜耳知识产权有限责任公司专利行政裁决案【（2022）最高法知行终45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法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的侵权例外仅适用于为了获得仿制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而实施专利的行为人以及为前述行为人获得行政审批而实施专利的行为人。
后一主体以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例外为由提出抗辩时，应当以前一主体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和条件。
后一主体针对不确定的第三人而非实际存在且已与其建立特定交易联系的前一主体许诺销售专利产品的，不具备适用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审批侵权例外的前提和条件。
二、商标案件审判（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19。商标权利人不得禁止他人对商标中地名的正当使用在再审申请人吴晓玲、刘文平与被申请人袁州区南庙邹雪娥豆腐作坊、邹雪娥、袁州区城西高根生蔬菜摊、高根生、袁州区城西余竹兰豆制品摊、余竹兰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22）最高法民申793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注册商标中含有地名，商标权人不得禁止在该地名标示区域范围内的经营者善意、正当使用该地名。
20。在先行政处罚不影响民事侵权责任的认定在再审申请人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永安市南方科技泵阀经营部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下简称“南方泵业”商标侵权案）【（2022）最高法民申641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诉侵权行为曾经受到行政处罚，虽然行政查处的相关证据能够反映被诉侵权行为存在的事实以及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人民法院仍应结合当事人在侵权案件中的诉讼主张及相关证据，对被诉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形及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进行认定。
21。商标侵权案件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前述“南方泵业”商标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尚无证据证明，且被诉侵权人未针对诉讼时效问题提出抗辩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应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认定被诉侵权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22。申请注册商标应合理避让他人在先商标在再审申请人深圳祥利工艺傢俬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泓文博雅传统硬木家具有限公司及二审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行再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当事人基于业务往来明知他人使用的在先商标，未合理避让，仍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与他人商标构成近似的诉争商标，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诉争商标不应予以注册。
23。英文商标显著性的认定在再审申请人诺奥思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行再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判断英文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应当以该标志所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中国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以标志整体构成要素和含义进行判断，考量标志本身与其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关联程度，使用中能否发挥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
24。行政管理规范对商品和服务类似判断的影响在再审申请人河北华佗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22）最高法行再7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认定商品和服务是否类似时，需要结合国家为维持相关市场秩序对该类商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的管理规范进行认定，考虑此类规范对商品销售渠道、服务方式及消费群体等产生的影响。
因此类规范而形成的长期稳定的市场秩序之情形，应当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25。商标注册损害国外自然人姓名权的认定在再审申请人马诺娄·布拉尼克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方宇舟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22）最高法行再7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国外自然人作为知名设计师，将其姓名作为产品的品牌进行使用推广。
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前，其姓名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知名度，争议商标完全包含了该自然人姓名，相关公众认为争议商标指代了该自然人，或者认为标记有争议商标的商品系经过该自然人许可或者与该自然人存在特定联系的，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了该自然人的姓名权。
26。商标注册人的在先商标对其在后商标核准注册的影响在再审申请人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佛山市凯达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行再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能否获得注册应当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商标注册人拥有的在先驰名商标并非是其申请注册的在后商标应予核准注册的当然理由。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27。向公众提供侵权复制品侵害他人专有出版权在再审申请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福建省前沿职业培训学校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再10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培训学校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持有侵权复制品，并将侵权复制品有偿提供给参加培训的学员，属于对作品的发行。
培训学校不能证明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属于未经许可发行涉案图书的行为，侵害了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
28。委托作品和法人作品的认定在申诉人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诉人杭州大头儿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再44、45、4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作者是代表单位意志进行创作或者是为完成借调工作任务而创作作品的情况下，涉案作品不应当被认定为法人作品或者特殊职务作品。
有证据证明涉案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可认定为委托作品。
29。符合作品认定条件的视听作品片段应当给予著作权保护在再审申请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天津东丽区迎宾歌厅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再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只要符合著作权法有关作品认定标准，视听作品的片段就可以认定为独立的作品，给予相应的著作权保护。
是否为作品片段及内容长短，并非判断该智力成果是否构成作品的法定必要条件。
著作权法保护思想的表达而非思想本身，创作意图属于思想范畴，不应成为作品认定的依据。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30。销售仿冒混淆商品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在再审申请人柏瑞润兴（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新泰市领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再23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经营者销售商品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可以依法认定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1。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认定在再审申请人南京德尔森电气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美弗勒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再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将同业经营者的工程图片中的商标换成自己的商标，并将工程图片当作自己的工程成功案例印制在产品宣传册上进行宣传，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32。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在再审申请人TCL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被告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2022）最高法民申651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认定是否构成商业诋毁，其根本要件是相关经营者之行为是否以误导方式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造成了损害。
五、植物新品种案件审判33。植物品种特异性判断中已知品种的确定在上诉人黑龙江阳光种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行终45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植物新品种特异性判断中，确定在先的已知品种的目的是固定比对对象，即比较该申请品种与递交申请日以前的已知品种是否存在明显的性状区别。
因此，特异性判断中的已知品种，不能是申请授权品种自身。
与特异性的判断标准不同，新颖性判断则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品种自身作为考察对象，判断其销售推广时间是否已超规定时间。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件审判34。权利人可选择布图设计任何具有独创性的部分作为权利基础在再审申请人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泉芯电子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深圳市锦汇鑫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2022）最高法民申326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布图设计权利人而言，只要其主张专有权的内容在其受保护的布图设计权利边界内，则其既可以选择全部具有独创性的部分作为专有权的权利基础，亦可以选择其中任何具有独创性的部分作为权利基础。
七、垄断案件审判35。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反垄断审查在上诉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武汉泰普变压器开关有限公司垄断协议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29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因专利侵权纠纷达成的和解协议，如与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缺乏实质关联，所涉产品超出涉嫌侵权的产品范围，其核心并不在于保护和行使专利权，而是以行使专利权为掩护，实际上追求分割销售市场、限制商品生产和销售数量、固定价格等效果的，可以认定为横向垄断协议。
36。其他协同行为的认定在上诉人茂名市电白区建科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行政处罚案（以下简称混凝土企业横向垄断协议行政处罚案）【（2023年）最高法知行终2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存在一致性市场行为，且存在排除、限制竞争共谋的，可以推定其实施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协同行为，但经营者能够对一致性市场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证明其系根据市场和竞争状况独立作出有关市场行为的除外。
37。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上一年度”的确定在前述混凝土企业横向垄断协议行政处罚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反垄断法罚款规定中“上一年度销售额”中的“上一年度”，通常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启动调查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垄断行为在启动调查时已经停止的，“上一年度”则通常为垄断行为停止时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如果垄断行为实施后于当年内停止，则垄断行为实施的会计年度可以作为该“上一年度”。
即，原则上“上一年度”应当确定为与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
38。体育赛事商业权利独家授权的反垄断审查在上诉人体娱（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79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体育赛事组织者基于其组织赛事、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取得的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民事权利所呈现的独家性和排他性属于权利自身的内在属性。
由该权利内在的排他属性所形成的“垄断状态”本身，并非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的对象。
体育赛事组织者行使其独家经营赛事资源的权利时进行公开招标投标，其他经营者据此取得该独家经营的授权，实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原则上不宜认定该经营权的独家授予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39。公用事业经营者隐性限定交易行为的认定在上诉人威海宏福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威海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知民终39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反垄断法上的限定交易行为可以是明示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隐含的、间接的。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为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经营者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对于市场竞争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其在相关交易中只推荐特定交易对象或者只公开特定交易对象的信息，交易相对人基于上述情势难以自由选择其他经营者进行交易的，通常可以初步认定其实质上实施了限定交易行为。
40。反垄断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上诉人李斌全与被上诉人湖南湘品堂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凯源珊珊商贸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湖南佳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泰和瑞通云商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泰和瑞通云商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垄断纠纷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02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和促进竞争。
其对消费者的保护着眼于竞争行为是否损害了保障消费者福利的竞争机制，既不以某一行为是否为消费者所满意作为判断标准，也不刻意保护某一具体消费者的利益。
消费者认为因经营者销售相关商品违反价格法等相关规定，损害其消费者权益的，原则上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其他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八、技术合同案件审判41。技术合同性质的判定在再审申请人苏州思源天然产物研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南京海陵中药制药工艺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2022）最高法民申779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确定技术合同的具体性质，不应简单根据合同名称，而应结合合同标的及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综合判定。
九、知识产权诉讼程序42。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管辖法院的确定在原告张旭龙与被告北京墨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程雷、马跃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辖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确定地域管辖。
43。管辖连接点的确定在奥光动漫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宏才、汕头市澄海区芭美儿玩具厂、汕头市澄海区星芝美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23年）最高法民辖9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原告对多个被告合并起诉，通常有初步证据证明被告与涉案事实存在一定关联即可确定管辖连接点，人民法院无需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等实体内容进行审查。

知识产权法庭发布年度报告（2023年）、典型案例（2023年）和裁判要旨摘要（2023年）


知产法庭从2023年年审结的3468件案件中，精选61个典型案例，提炼75条裁判要旨，形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3年）》予以发布，集中展示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中的司法理念、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供社会各界研究和参考。
为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积极作用，知产法庭从2023年年审结的案件中精选20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充分展现审判机关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探索破解维权难题新路径，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秉持平等保护原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严格规制各类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司法理念与实践。
附件1：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3年）附件2：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典型案例（2023年）附件2：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3年）。

《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全文


第一条 为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识产权检察职责，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服务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通过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通过办理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支持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严格保护、协同保护、平等保护、公正合理保护原则。
坚持激励、保护创新，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质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第四条 本指引所指的知识产权案件，主要包括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方式，履识产权刑事检察职能；通过提起抗诉、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等方式，履识产权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
根据案件需要，可以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检察技术人员参加听证会。
涉及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案件听证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听证的，可以不公开听证。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为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依法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指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检察技术人员出具意见。
前款人员出具的意见，经审查可以作为办案部门、检察官判断运用证据或者作出相关决定的依据。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委托具备法定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
在诉讼过程中已经进行过鉴定的，除确有必要外，一般不再委托鉴定。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需要保密的情形，应当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书面申请，审查决定采取组织诉讼参与人签署保密承诺书、对秘密信息进行技术处理等必要的保密措施。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时，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相关行政部门等沟通交流，建立健全工作联络机制，推进执法司法办案动态信息互通和共享，确保执法与司法有效衔接。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发现涉嫌犯罪线索或者其他违法线索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相关线索及材料移送本院相关检察业务部门或者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行政机关。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中，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向同级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并将有关材料抄送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有关单位和部门在履识产权管理监督职责方面存在《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一般应当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进行类案检索。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时，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应当检索涉及同一当事人、同一知识产权权利的已生效知识产权案件。
第二章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办理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非法经营等犯罪存在竞合或者数罪并罚的案件，由负责管辖处罚较重罪名或者主罪的办案部门或者办案组织办理。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应当进一步健全完善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工作机制。
经公安机关商请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派员通过审查证据材料等方式对重大、疑难、复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案件性质、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建议。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全链条惩治，注重审查和发现上下游关联犯罪线索，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通过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表示真诚悔罪，且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
有赔偿能力而不赔偿损失的，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依法积极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谅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对权利人作出合理赔偿的，可以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对于符合适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案件范围和条件的，依法依规适用涉案企业合规机制。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结合企业合规整改效果，依法提出处理意见。
人民检察院对于拟作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变更强制措施等决定的涉企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可以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召开听证会，邀请公安机关、知识产权权利人、第三方组织组成人员等到会发表意见。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或者人民检察院正在办理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系同一事实或者存在牵连关系，或者案件办理结果以另一案件审理或者办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及时将刑事案件受理情况告知相关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依法向同级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自不起诉决定作出之日起三日以内连同不起诉决定书一并送达。
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条 侵害国家、集体享有的知识产权或者侵害行为致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对在案全部被告人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侵害人，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但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在逃的或者已经赔偿损失的除外。
在逃的同案犯到案后，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当依法向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告知诉讼权利义务。
对于被害人以外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人需要告知诉讼权利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受理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内告知。
第二十二条 本指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包括：
（一）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二）商标注册证上载明的商标注册人；（三）专利证书上载明的专利权人；（四）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五）其他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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